映象新闻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37、41、42、68页。

那么，法律监督是否限于此三项内容？该法第 21 条继而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律监督职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44)  参见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20 日，第 2 版。

其五，2018 年现行宪法迎来第五次修正，宪法上的一项重大调整即是确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将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人大主导下的国家权力结构由一府两院变为一府一委两院。秦前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 年第 5期，第 62 页。毕竟，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无法事无巨细地对各种宪法语词或概念专门给出一个定义，这项工作通常要交由具体的立法才能完成。其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创设。有研究指出，理论界的主流认识并不赞同作为一种权力的法律监督权，但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用语，是否隐含了法定职权以外的、体现了监督的某些权力，从而为检察院的当下实践以及未来发展提供了宪法规范的支持？(36) 我国宪制结构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背景下，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构国家机构和配置国家权力。

(25)  公益诉讼作为新创设的检察制度，仍然限于民事和行政领域，即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从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看，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不仅有立法权，还有任免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在此意义上，个人信息权的宪法证成，实际上是宪法学证成。

个人信息权乃至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都是实现个人的自治、自决和主体性。[xxix] 也包括同样在学理解释和建构中的隐私权，参见李忠夏：《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宪法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４页。不可否认，国内外大型商业平台可汇聚海量的互联网用户，进而垄断、汲取与挖掘这些用户的历史数据和实时动态数据。从实定法上观察，《民法典》1034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分别使用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和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又使用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的表述。

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需要具备明确的正当化依据，应以履行法定职责为必要条件，具有严格的目的限定要求。个人信息是个人参与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自然产物，从社会和共同体的面向来理解个人人格利益的保护，核心便不再是对个人信息或者人格利益的控制和支配，而是个人能否信任信息处理环境的公平与安全，以及能否有效防御他人可能的人格干预，从而能够自由参与社会生活，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

[lx] 参见丁晓东：《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８６页以下。另一方面，个人也缺乏足够的知识、资源和能力对个人信息处理的风险进行有效评估。[xxvi]也就是，在宪法学理上可明确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但在具体保护上则应纳入不同基本权利条款分别讨论。此种整合性任务的落实，需要以宪法位阶的个人信息权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概念基础。

[xxx] 作为权利束的个人信息权，存在内部的可区分性和差异性，要避免因为权利概念的整体构造而将保护的强度一律化。在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性塑造乃至剥削消费者，甚至造成对个人人格发展的妨碍。因而，何者对于人格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何时以及如何行使基本权利，自然也应尊重个体的理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首次审议的法律案是《监察法》草案，在审议报告中对《监察法》立法的宪法依据作了说明。

另一方面，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参酌基本权利规范来解释刑法上的个人信息法益概念，使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具体适用符合宪法要求，实现对刑罚权的有效控制。（二）以人格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个人信息权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传统支配权思维难以适用，并不当然意味着对其的根本颠覆或者放弃。

因而个人信息权是排他的自我支配权，是绝对权。个人也就不能基于自身权利对抗平台在匿名化信息基础上的用户画像和个性化推荐。

而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建构，或许要回到更为根本的人格发展的层面。[li]这是从义务人视角来理解人格权的内涵。但其具体保护则应分别归入不同基本权利条款，作出区分化、差异化的多层次构造。《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8条和《欧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6条也规定了个人数据保护权。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在证明责任上采取了有利于个人的方式，缓解个人因技术劣势、举证困难而无法有效维权的困境。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质性宪法根据，特别是基本权利基础，又没有明确而聚焦的判断。

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区分权利和利益并给予不同强度保护的方案不断受到挑战。也就是作出绝对权项下对物支配和人格自由的二分，将人格权理解为受尊重权，[lvii]指向他人的特定行为。

现代社会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核心是对个人进行识别。之后，在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审议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门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权力行使的合宪性作了说明。

可以作出如下总结：依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材料之提示，参酌学界既有之论证，可以借由人权条款笼罩下的《宪法》38条人格尊严及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解释出个人信息权。[lxiii] 参见张彤：《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０页。

[xlvii] 系统的梳理，参见曹相见：《人格权支配说质疑》，《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离开支配关系谈论权利内容，必然言不及义。通过对人权条款笼罩下的通信权和人格尊严条款的解释，可以在学理上证立基本权利束性质的个人信息权。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义务同样及于国家立法权，具体表现为国家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

以我国宪法文本为依据，将个人通信信息直接纳入《宪法》第40条的保护范围的方案，可以避免欧盟方案下论证个人通信信息同时受到两项基本权利保护所增加的解释负担。个性化选择本来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但算法推荐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模式，却可能导致极端个人化和过度自主选择的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室效应。

[ii]王锡锌也认为，应该放弃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权利基础论，而以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个人信息的不当公开更是会给个人带来人格的负面标记、声誉的损失及相关权益的减损。

四、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若干评述 至此，本文在三个层次上作出了尝试：第一，在宪法（学）层次上，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应当在承认平台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前提下，避免监管措施不当干预平台的财产权和经营自由等权利。

以人格发展权为中介，还可以在一定前提下将非指向义务转变成指向义务，使得个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得主张私法上的救济。民法学的固有原理和教义，在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下，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各条款表述的不同所蕴含的保护强度差异应如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上落实。[xxxiv] 韩强：《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４３页

四、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若干评述 至此，本文在三个层次上作出了尝试：第一，在宪法（学）层次上，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属性的基本权利。[lviii] 参见王锡锌、彭?：《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宪法基础》，《清华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６－１７页。

宪法维度的个人信息保护并不会取消包括民法在内的部门法在立法中的形成空间，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可以实现兼容与协调。以人格发展权为中介，还可以在一定前提下将非指向义务转变成指向义务，使得个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得主张私法上的救济。

当然，国家对私法关系的介入，在对一方予以保护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干预，因此当然要受到法律保留、合比例性等公法原则的约束。[lxiv] 笔者关于在三方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初步观点，可参见张翔、钱坤：《三方互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从宪法视角看ＦＢ事件》，《腾云》２０１８年第６５期。